北居书法

顾觊之清廉传后

发布时间：2007年1月19日发布者：南池钓徒信息来源：洪忠良

顾觊之清廉传后

         顾觊之（392—467年），字伟仁，初为东迁、山阴令，后升任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湘州刺史、吏部尚书等职，并三任吴郡太守，卒时追赠镇军将军，谥号简子。其孙顾宪之（436—509年），字士思，宋时举秀才，任建康令，齐时进拜衡阳内史、豫章太守，给事黄门兼尚书吏部郎中、太子中庶等职，还职后授太中大夫。祖孙二人，祖为孙师，孙承祖风，皆能体恤乡民，代传清廉门风，深受民众拥戴及同僚敬重，史家赞称：“时移三代，一德无亏，求之古人，未为易遇”。

         南北朝宋齐之间，吴县顾家有官位显赫的祖孙两人，祖父顾觊之，字伟仁，孙子顾宪之，字士思，祖孙二人皆曾任官绍兴，且均性情耿直，长于治事，善于恤民。

         南朝宋初时的山阴，“民户三万，海内剧邑”，因此境内民事众多。先前各任官吏，即使忙的焦头烂额，“昼夜不得休”，仍“事犹不举”，难以应付。顾觊之出任山阴县令后，将各种繁杂的政务民事逐一作出明确规定，形成一套相对比较完备的办事制度，同时严格照章办事，这种“理繁以约”的治理方式，很快就使当时的山阴趋于稳定，各种政务民事也自然井井有条，最后以致于“县用无事，昼日垂帘，门阶闲寂”。顾宪之也像其祖父一样明察秋毫，擅长处理各种政务民事。建康县曾经有一个盗贼，他偷窃了别人家的一头牛，在被主人认出后，仍诡辩是自家之牛。这两家屡次对簿公堂，各执一词，前面两任县令都未能审理决断。顾宪之到任建康令后，两家又上告到县衙。顾宪之听后命人解开牛缰绳，让牛自行离去。在看到牛直接进入主人家后，盗牛者只好低头认罪。自此，顾宪之巧断盗牛案的故事便广为流传。

         虽久在官场，但顾氏祖孙都能够心系民生。顾觊之有五个儿子，其中第三子顾绰“私财甚丰”，常年向贫困人家放贷，因此当地民众大多欠其债务。顾觊之在外任官时就多次劝诫，但都未能制止。顾觊之当上吴郡太守后，就诱骗顾绰说：“以前我常常劝你不要放债，主要是担心借债的穷人难以偿还。现在你已经放出大量债务，趁我在这里当太守，还可以帮你督促讨债，一旦我调离就更难讨回了!你赶紧把那些放贷凭据给我吧!”顾绰正愁无法及时讨回债务，因此就非常高兴地把放贷凭据交给顾觊之。拿到凭据后，顾觊之立即全部烧毁，并公告乡民说：“所有欠顾绰的债都不用归还了，因为所有的凭据都被我烧掉了。”顾绰伤心地捶胸顿足，可当地的百姓却奔走相告。

齐永明六年（488年），顾宪之在会稽郡当官。当时的西陵戍主杜元懿以“吴兴无秋，会稽丰登”为由，奏请齐武帝加倍增收会稽郡内几个要道卡口的税赋，并称每年可增收400余万两。顾宪之向齐武帝“直陈管见”，力陈“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指责元懿“幸灾榷利，重增困瘼”，并认为这一主张是以增税之名行巧取豪夺、聚敛私财之实。因此极力反对增设税卡，并建议“因循除弊，诚宜改张”。后来，齐武帝终于采纳了顾宪之的建议，使杜元懿失去一次搜刮绍兴百姓的机会。

         顾觊之心迹清全，一身正气，非常厌恶官场中拉帮结伙、争权夺利的恶习及以权谋私、贪得无厌的赃官，不肯与之同流合污。宋泰始初年，诸王图谋篡权。时任会稽郡太守的寻阳王刘子房许以加封号“思惠”来拉拢宁朔将军顾觊之，顾觊之就以“残生无几”为托辞拒不接受。顾宪之更是“性犹清直”。齐武帝有一宠臣吕文度在余姚建一豪华私邸，家人更是狗仗人势，横行乡里，以致民怨沸腾。但历任官吏都因畏惧其势力而不敢断案。顾宪之任职会稽后，当即表奏齐武帝，历陈吕文度纵亲欺霸等不法之举，同时坚持要将吕氏私邸拆除。后吕文度还乡葬母，眼见一片废墟，虽内心十分怨恨，但又无可奈何。

         梁朝初年，顾宪之因病情加重而卸职还吴。他“虽累经宰郡”，但“资无担石”。归吴时，目睹者都对他十分敬佩。顾宪之在临终前还特意立书，嘱咐子女“不须常施灵筵，可只设一香灯”，告诫子孙“朔望忌日可权安小床，暂设几席，唯下素馔，勿用牲牢”，要求后辈“自吾以下，祠只用蔬食时果”。顾觊之、顾宪之祖孙二人能清白终生，廉洁重民，在封建官场中亦属难能可贵。

                                                                                              （洪忠良撰）

参考文献：
《宋书·顾觊之传》卷81。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
《梁书·顾宪之传》卷52。中华书局1973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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