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居书法

和平老人邵力子

发布时间：2007年1月19日发布者：南池钓徒信息来源：2005年研究出版社《肝胆春秋》

       和平老人邵力子
                                                    ---------载2005年研究出版社《肝胆春秋》一书  李华北居

         邵力子，（1882-1967），原名景奎，字仲辉，学名闻泰，又名凤寿，绍兴人。力子是办《民立报》时的笔名。1902年入南洋公学，1903年中举，为陕西候补知县。同年，入上海震旦学院学习， 1905年转入复旦公学学习。次年秋离校赴日考察新闻。1907年春，协助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同年随于右任赴日，在东京会见孙中山， 1908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回国后，在陕西高等学堂任教。之后，历任育智师范学校教师、复旦公学教师、上海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黄埔军官学校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中国公学校长、国民政府委员、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驻苏联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赴北平和谈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民主战士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1905年，邵力子考入法国天主教会办的上海震旦学院学习，因法国神甫干涉学院教学，设置强制做礼拜等不合理的事项，他随同校长马相伯及其他同学愤然离样，追随马创建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继续学习。
1907年春邵力子协同于右任在上海筹办《神州日报》（4月2日创刊），进行反清宣传。次年，邵力子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与于右任一起追随孙中山从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1915年，袁世凯妄图复辟称帝。孙中山先生回上海，拟增强舆论力量，唤起人民大众一致反对。于1916年1月创办上海《民国日报》。邵力子主其事。该报因抨击北洋军阀，宣传民主思想，备受军阀当局的迫害，经营困难。邵力子竭力支撑，备尝艰苦，有时甚至自己出钱购买纸张，使《民国日报》得以出版。

         五四运动爆发后。邵力子特在《民国日报》专辟副刊《觉悟》，作为宣传新思想的阵地，亲自担任主编，并经常撰写文章。《觉悟》的内容，表现了比较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经常开展辩论，影响很大。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邵力子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书刊。1920年参加了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研究会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此后《觉悟》的编辑工作，实际上是在共产党上海党组织的直影响下进行的，经常发表共产党人的文章，批判各种反动思潮。邵力子作为主编，起了巨大的作用，《觉悟》从而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宣传共产主义的重要阵地。

         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邵力子支持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作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据他生前谈，“为了守《民国日报》这个阵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和中国国民党的一大，都没有去参加。但是，他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双重身份，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积极协助孙中山先生推行三大政策，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做了不少工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26年8月，他与谭平山奉派出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议。途经上海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陈独秀、矍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开会欢送。瞿秋白发言时说，邵子力“多年来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次到莫斯科去，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邵力子接受了组织上的决定，从工作需要出发，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他和谭平山就分别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国国际会议。

         和平老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抗日怒潮涌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邵力子主张停止内战，唤起民众，准备抗战。

         1933年春天，邵力子在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其时爱国将领杨虎城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他与杨将军实行军政分治，主要注意发展农林水利事业，开荒造林，兴修水利；并着力发展交通文化事业，力求造福民众，同杨虎城相处很好。后来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进驻陕西，他赞同张、杨两将军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的“剿共”做法，深感忧虑；对张、杨两将军同蒋介石的矛盾尽力缓和，以期和衷共济，并且，他还要求部属注意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睦相处，以团结合作、共同对敌为首要任务。

         西安事变爆发，邵力子同其他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亦同蒋介石一起被拘禁。事变第二天，蒋介石要求同邵力子谈话，邵力子乘机劝导蒋介石说：“事已如此，委员长应经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虑。”因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时，邵力子和张同住在溪口，名义上为帮助张学良读书，实际上要邵力子力对西安事变补过，是一种变相处分。随后，他就被正式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号召全民团结抗日，接着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主张国共合作，一对外。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两党庐山会谈，协商合作抗日。他认为国难日益深重，国家危在旦夕，必须大力赞助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

         1938年，邵力子在其《望国民向前迈进》一文中，着重指出中国胜利之路，是“彻底抗战，终不屈服”，表明了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主张。同年初。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汗口举行成立大会，他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在会上发表演说时，他针对国民党内的卖国投降活动，着力阐明，要将“和平运动”的译名改为“反侵略运动”，向全世界严正表明我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以免少数别有用心之人的曲解。在邵力子的主持下，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为揭露日军暴行，进行反侵略宣传，争取国际上对我抗日战争的援助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邵力子一向主张中苏友好。抗日战争时，他更力主和苏联结成联盟。1940年初，他抱着增强中苏邦交、促进国共合作、以利抗日战争的目的，出使苏联。在驻苏大使任期内，经过他的努力，苏联援华的军械物资源源运行国内。皖南事变及苏德战发爆发后，邵力子坚持认为“中苏邦交应不断增进”。并通过做报告、写文章等各种方式、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介绍苏联情况，对推动中苏文化交流，加深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了解，加强人民外交起了积极作用。

         邵力子在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期间，他力主对国共争端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以期两党继续合作，一致对外，团结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1945年8月至9月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到重庆开和平谈判。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参与了和谈。他认为毛泽东到重庆来，“是最有诚意的表现”。他虽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之一，但致力于《双十协定》的签订，因而获得“和平老人”的美称。

         1946年初，在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第五次会议上，他发表演说，大力赞扬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希望国共两党在和谐中解决问题。显然，他是谋求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团结合作，携手并进，建设祖国。可是蒋介石的种种做法，使他大失所望。因此，在南京单方面如开伪国大时，他拒绝担任大会秘书长的职务，拒绝参加伪国大的选举。

         1949年初的国和共谈，邵力子一本初衷，和章士钊、张治中等起了很大的的促进作用。1948年末，蒋介石眼见大势已去，于1949年元旦发出求和声明，1月21日宣告下野。次日，代总统李宗仁就任，即决定邵力子、张治中等5人为代表，并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准备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正式谈判之前，在邵力子的协助下，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以章士钊等3人为代表团成员前往北平，并要邵力子以私人资格一同前往，同中共先就有关和平问题交换意见。2月14日，邵力子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平。在2月20日中共举行的招待会上，邵力子发表演说：“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经过初步商谈，取得中共谅解，为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

         3月中旬，南京政府和平谈代表团组成，原定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他一再坚辞，遂改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飞往北平举行谈判。和谈中，南京方面代表大部分不愿接受“惩治战犯”这条，惟邵力子例外。谈判结果虽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但国民党方面不肯签字，谈判遂告失败。邵力子毅然决定留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开幕式上，他庄严地表示：誓以至诚为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政协一切决议而努力。热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忠诚合作。一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下，积极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方面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随时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早在1954年，他就及时地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即为突出一例。

         １９５６年，邵力子任民革中央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任，联系晚清、北洋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上层人士，经过学习，启发自觉，并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为社会服务，很多人思想认识有了提高，爱国观念有了增强，精神面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邵力子对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始终特别关怀，一贯尽心尽力。不顾耄耄高年，衰弱之躯，经常撰写文章，发表谈话，通过电台广播、国内外报刊以及其他各种方式，对台湾当局与在台及海外的老朋友、老同志、老部下，进行争取工作和宣传工作，向他介绍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早日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鞠躬尽瘁，死面后已。

         邵力子的一生，为谋求祖国的独立、统一、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止，坚持到底，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而奔走折冲，不遣余力，几十年如一日；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肝胆相照。大家之所以称他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战士，坚持国共合作的“和平老人”；公认他是国民党中民主和进步人士表率，实在不是偶然的。

         爱乡楷模

         邵力子热爱祖国，也热爱家乡，经常对亲友们说：“每个人应爱祖国，爱家乡。我们的祖国和家乡也实在太可爱。”不断勉励家乡人士要为祖国、为家乡增光，1933年3月上旬，他回故乡绍兴时，曾作过题为《从绍兴到世界》的演说。大意是：故乡是祖国的一部分，热爱祖国必然会热爱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连故乡都不热爱，你还能谈到热爱祖国吗！他言行一致，既一贯热爱伟大的祖国，又始终关怀故乡的进步。

         邵力子早年离乡，长期居外地，但一直十分热爱家乡。对有关家乡的文化教育、农田水利和其他公益事业，都非常关心，鼎力赞助。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担任绍兴七邑同乡会的副议长，积极筹办“绍兴旅沪公学”，任副校董。他生活上俭朴，但对故乡的教育事业总是慷慨解囊，先后出资兴修绍兴陶家堰邵家楼的明强小学、白塔头的运川小学，又在富盛金家岭创办了棠荫小学。1932年，他大力支持学生朱仲华等在绍兴创办完全制中学（后改名为稽山中学），担任设立人会主席。他把兴办教育事业看作是百年树人的大计，所以始终热情关怀，积极赞助。

         邵力子对家乡的文化事业很关心，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把做好这些工作视为热爱家乡的具体行动。1934年，同盟会员王子余先生倡仪撰绍兴县志，邵力子竭力赞同，在县资料初稿编成后，主动出资汇款，协助付印。
他还提倡围湖、围海开垦，大力支持维修三江闸，并且私人出资疏浚陶家堰的贺家池，为家乡的农田水利事业作出了贡献。

         建国后，他在政务院、人大常委会及政协任职。虽然公务繁忙，但每到浙江视察时，总要回绍兴家乡看看，对有关问题尽力以帮助，以他的实际行动作出了热爱家乡的榜样。

本站访问量统计：今天访问45人次历史访问01385206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