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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矿泰斗孙越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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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7年1月19日 发布者：南池钓徒
信息来源：2005年研究出版社《肝胆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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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矿泰斗孙越崎
载2005年研究出版社《肝胆春秋》一书洪忠良
孙越崎(1893----1995),原名毓麒。生于绍兴县同康村。生前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经济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副主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政府副主席，煤炭工业部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会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
一
1893年10月16日，孙越崎出生在绍兴同康村一户殷实的农民家里。
孙越崎父亲孙燕堂在21岁时考中秀才，后随远房本家孙友纪之去黑龙江。因为孙燕堂才干出众，1915年，被正式任命为呼玛县知事。后来与人合伙创办了“逢源金矿公司”，任董事长，兼东北特区行政长官朱庆澜的秘书长。
在孙越崎四岁时，弟弟英坡出生，满月后，母得病去世。英坡后来在北京创办“福兴面粉厂”，其子孙孚凌继承父业，以后成为北京工商界的头面人物。
孙越崎六岁起，祖父请了先生来家里教书。到十六岁那年，考入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简易科，取名毓麒。老师给他的作文的批语是“才大气大，文亦足以举之。”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孙越崎剪掉了辫子。年底，孙越崎从山会师范毕业，在绍兴城内的一所小学里义务任教一年。次年底，20岁的孙越崎与诸暨柳坞的葛采湘结婚。1913年，新婚不久的孙越崎第一次离开绍兴，到上海考入复旦公学，并与国文教员邵力子相识。罗家伦、俞大维、恽震、曾养甫等都是他要好的同学。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一丧权辱国的卖国行径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鉴于有亡国之忧和国家前途崎岖，他为自己取了个号名——越崎。
复旦公学毕业后，孙越崎受他父亲影响，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科，被选为学生会会长。陈立夫、张太雷、曾养甫、叶秀峰都是孙越崎在北洋大学的同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孙越崎以学生会会长的身份，奔走活动。与谌志笃、马骏、沙主培等人合组天津学生联合会，领导天津“五四”运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其时，他与天津女师的活跃分子邓颖超相识。由于领导学生罢课等的影响，孙越崎被学校开除，后得北大校长蔡元培帮助，入北京大学采矿系继续学习，到1921年毕业。
孙越崎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因疑有肺病回家修养了两年。在此期间妻子葛采湘不幸病故，留下一子一女。1923年秋天，他把女儿托付好后带儿子北上,经父亲介绍，孙越崎就去调查了抚顺和本溪煤矿、昭和钢铁厂（鞍钢），当时日本人的严格管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4年初，孙越崎受原籍绍兴的东北特区行政长官朱庆澜委托，与白俄探矿师卜鲁希年科去穆棱勘探中俄合资煤矿。第二年，他因深具专业干才,被任命为穆棱煤矿中方首席矿务股长，兼机械及土木工程股股长。
到穆棱煤矿的第三年8月，孙越崎经人介绍与临川王仪孟结婚。1927年7月，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到该矿考察，翁文灏对这位工作踏实，干劲十足，成绩突出的年轻矿业工程师大为赞赏。旋介绍他加入“中国地质学会”，“中国矿冶工程学会”。
1929年初，翁文灏致电孙越崎，推荐他担任河北井陉煤矿总工程师，他因当时人事纷纭，又准备出国深造，就推辞了。这年秋，在夫人王仪孟的鼓励和支持下，36岁的孙越崎从上海乘船到达美国，进入斯坦福大学矿科研究生院学习。两年后，他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半年.期间，他考察了美国西部的石油矿和金矿,参观美国东部煤矿的生产建设过程。
1932年春，他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横渡大西洋到英、法、德各国见习了各种类型大小煤矿，历时半年。秋天他经苏联西伯利亚回国。
1932年12月，孙越崎经翁文灏之邀来到南京参加刚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前身）。任调查处工业专员兼矿室主任。次年三月，在津浦路沿线调查煤矿资源，每到一矿，他都亲自下井查看。归来后写了一本厚厚的《津浦沿线煤矿调查报告》，引起了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及钱昌照的重视。次年九月，他与严爽等人踏上了去陕西找油的道路。
1934年春，孙越崎奉派担任陕西石油勘探处处长，转辗陕北延长、延川一带勘探油矿，历经千难万险，中国人终于在延长成功地开采出了原油。次年四月，刘志丹领导地陕北红军占领延长，油矿也归苏区管辖。
这年十月，濒临倒闭的河南焦作“中福公司”（由中资“中原煤矿公司”、英资“福公司”联合组成）改归国民政府管辖，由翁文灏任管理专员。孙越崎又应翁文灏之邀，前往河南焦作任中富煤矿的总工程师，煤矿情况迅速好转，该矿董事会遂任命其为总经理。濒临倒闭地中福公司重获新生。
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华北。时任中福煤矿总经理的孙越崎预见到焦作会沦于敌手。便力排中外股东的异议和地方势力的中伤，决定把煤矿的绝大部分设备拆迁到抗战后方四川，大部分技术员合家属也随同迁往。
孙越崎先生就用这批运川的器材先后与在川的民生公司、资源委员会、盐务总局和四川银行合办了天府、嘉阳、威远、石燕四个煤矿公司，同时大量训练四川籍工人，并从重庆大学、西北工学院的专科学生中招聘技术人才，壮大了技术队伍，发展煤矿。此举对抗战后方工业和上海的迁川工厂及民用煤炭的供应贡献很大，并未四川近代煤矿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同年，孙越崎在汉口遇见复旦公学和北洋大学两度同学的曾养甫，曾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在他介绍下，孙越崎加入了国民党。
抗战开始后，随着国土的大片沦丧，沿海口岸相继沦陷，一向依赖“洋油”过日子的国民党政府便断了油源。以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为代表的一些爱国人士提出了尽快开采玉门石油矿的设想。
1941年3月，在翁文灏、孙越崎等人的努力下，开发玉门油矿的经费得到落实，资源委员会所属的甘肃油矿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孙越崎被任命为总经理。他一人肩负经营甘肃油矿和四川四个煤矿的生产重任。1942年，玉门油矿汽油产量已达180万加仑，并生产大量煤油、柴油。基本满足了西北军用交通和重庆工业民用等需要。时人称孙越崎为后方的“煤油大王”。
1942年8月，中共工程师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兰州举行。鉴于孙越崎在抗战后方开发煤矿和石油所作的卓越贡献，继凌鸿勋、侯德榜、茅以升之后，他在这届年会上获得该项奖的第四枚金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忙于接收沦陷区的敌伪产业。1945年9月，孙越崎被行政院经济部、战时生产局任命为东北区特派员，前往沈阳，主持接收东北地区的工业企业。在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帮助下，他力排各种势力的干扰，使平津敌伪产业的处理渐渐从地方手中转到行政院处理局的掌握之中。
1948年5月，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孙越崎继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
1947年7月后，孙越崎到华北及东北视察资源委员会所属各个工矿企业时，从所见所闻认识到，国民党的败亡、共产党的胜利，基本已成定局。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况增加了认识，从此下定了投向共产党的决心。
1948年10月，孙越崎利用国民政府社会部在南京召开会议的机会，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在虹桥路二号资源委员会礼堂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委员会的去留问题，三四十名重要工矿企业的负责人参加了这个闭门会议，孙越崎说：“共产党必胜的大趋势，已是有目共睹，我们资源委员会下辖的企业、员工要做好弃暗投明的准备，今后大家要坚守岗位，保护好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接着又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学工程技术的，都是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就参加了中国的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现有的工矿企业，是中国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保存下来。我想，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后，搞建设可能会效法苏联，到时大家都会有用武之地。现在各单位的人员如果擅自撤离岗位，资委会就不再为其安排工作了。我相信，共产党将来也是一样要建设中国的。资源委员会的产业办理移交以后，共产党在大陆搞工业，一定会用我们的，我们今后一定可以继续为国家建设效力。”并表示他与大家共留大陆的决心，为资源委员会全部人员的弃暗投明奠定了基础。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1948年2月的一天，蒋介石召见孙越崎，当面要孙越崎把在南京的南京电照厂、南京有线电厂、南京电瓷厂、南京无线电厂、马鞍山机械厂的机器立即拆迁到台湾去。孙越崎一听，大感意外。他和资源委员会留在大陆的整个计划将受到影响。连忙以运输困难，资金短缺为由要求延期。
1949年3月，孙越崎出任何应钦内阁政务委员、经济部长，仍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应新任台湾省主席陈诚之邀，前往台湾考察地方教育和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工矿企业。
4月22日下午，孙越崎在隆隆的炮声中从南京飞往上海。他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帮助资委会各部门做好护厂护产工作后。就把上海方面的事情交给副委员长吴兆洪负责处理。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长江，随后南京解放。
在南京解放前几天，孙越崎离开上海到了广州，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书面辞程，随后转往香港。孙越崎正式脱离了国民政府。
孙越崎到香港以后，与中共在香港的代表乔冠华取得联系，把广州的情况作了汇报。并通过邵力子先生，征的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准备到北京去。
三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4日，孙越崎在组织香港国外贸易事务所起义准备就绪后，即携妻带子，乘船北上，投向新中国的怀抱。途中蒋介石派四艘小军舰拦截，因错截别船，孙越崎才幸免于难。蒋介石一怒之下，宣布开除孙越崎的国民党党籍，并下令通缉孙越崎。
11月4日，以吴志翔为首的资源委员会外国贸易事务所全体员工通电全国宣告起义，并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获毛泽东主席复电嘉勉。存港大量矿产经多方交涉，全部运到广州，由外贸部接收。接着孙越崎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在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从此展开了他新的历史篇章。
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中经营全国重工业的部门，下辖近千个单位，拥有职工三万二千余人，工人近六七十万任人，职员半数以上是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全部留在大陆参加建设，为解放初我国经济建设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孙越崎经中央同意，电邀在国外的翁文灏和钱昌照两人以及在台湾的眷属回到大陆，受到了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
1950年3月，孙越崎由邵力子介绍加入“民革”。
孙越崎回到北京后，在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任副局长兼任基本建设处处长，在陈云指示下，由孙越崎主持制订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规定了在基本建设中，进行勘探、设计、施工、验收应遵循的程序。陈云同志非常重视这个文件，并建议孙越崎起草《没有工程设计就不能施工》的社论，发表在1951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
1952年6月，政府机构有一次较大的调整，政务院的财经委员会与其它委员会一道被取消了，干部要重新分配工作。孙越崎审时度势，在志愿表里写下“愿意到煤矿去作技术工作”。不久，孙越崎被分配到全国第一大矿唐山开滦煤矿担任总管处第三副主任。由于他懂技术和生产，处理生产管理上的问题果断有力，在全矿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周恩来总理到唐山视察时，曾看望过孙越崎，并安排他随同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带领的访华代表团由北京前往唐山开滦煤矿参观访问。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国陷于10年内乱之中。孙越崎当时在北京女儿家中，他做过国民党的高官，不可能不在这场动乱中受到冲击。1937年，孙越崎重获自由。
四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历史上沉重的一页终于成为过去，全国的形势逐渐好转。在唐山大地震中大难不死的孙越崎开始重返社会，尽管他已是耄耋之人，却进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1980年，孙越崎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常委（解放以后，他已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河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1981年12月25日，民革中央五届二中全会增补孙越崎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同年任煤炭工业部顾问。
1983年，孙越崎又被选为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常委，兼任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同时还担任了对外经济贸易部特邀顾问及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特邀顾问，结识时任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泽民。这年8月，他以民革中央副主席的身份率领民革智力支边小组，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包头等地考察，开展技术咨询工作。协助敦促当地政府解决小煤矿的生产、安全、综合利用等问题，减少自然资源浪费。
80年代，三峡水利工程的兴建与否，一直倍受国内外关注。三峡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超大型项目。孙越崎在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之时，也曾瞩目三峡。从那时算起，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到80年代初已进行了近40年，解放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所需工程采取了积极而慎重的态度。从50年代到80年底初，所需工程一直处于非正式的论证阶段。1983年水电部提出坝高165米的可行性研究报告，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并将大坝提高到185米。这时，国内有关人士和专家对所需工程建与不建，早建和晚建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
1984年10月26日，国务院要求水电部结合多方面的意见，对所需工程作出明确、可定、科学的答复，否则主体工程不能上。为此，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专门成立了三峡工程专题小组，由孙越崎担任组长，调查所需工程有关问题。
1985年5月30日， 92岁的孙越崎以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的身份率领由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华、原国家经委顾问徐驰、原商业部副部长王兴让等10人组成的长江流域综合治理和三峡工程调查组，历时38天，沿途除了实地考察外，还与各方面专家，党政人士开座谈会。了解交通运输，水利电力、地质地震、气象水文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白天行路视察，晚上伏案写调查材料。对上马三峡工程提出不同意见。
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于1989年3月在北京召开，孙越崎和林华等13位委员作了联名发言，对这一年2月水利部、能源部审议长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报告》的情况，再次陈述了意见和建议。
1990年7月，孙越崎出席由国务院李鹏总理主持的“三峡工程问题汇报会”。会上对自1986年以后14个专家组的重新论证都作了汇报。97岁高龄的孙越崎，在中南海会议室，作了引人注目的发言，并提交了一份亲笔撰写的三万言意见书，综合了三峡论证意见及四川和长江流域各地水利、能源、生态环境、地质等方面专家与世界银行专家的意见。
1992年3月16日，江泽民总书记邀请孙越崎到中南海面谈，并共进晚餐。席间，江总书记再次明确肯定了资源委员会人员在全国解放前夕拒迁台湾，护厂护产，保存了大批美援物资，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给予了极高评价。又说，资源委员会的活动带有起义性质，当时与地下党有接触的骨干，可以按地下工作人员参加革命一样，待遇高于起义人员。并提议在10月16日孙越老生日这天，把当年资源委员会的骨干青岛北京开个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来主持，晚上安排个宴会。晚餐后孙越崎与江泽民总书记等合影留念。
同年，在民革“八大”会议上，孙越崎和朱学范、侯镜如一同被推举为民革中央名誉主席。10月13日下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礼堂亲自主持为孙越崎举行的100周岁庆贺活动，并转达了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乔石委员长对孙越崎百岁生日的祝贺。李瑞环诚挚地说：“孙越老所经历的100年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100年。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孙越老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毅然站在党和人民大众的一边，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孙越老的历史功绩，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希望您能健康长寿，和我们一起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祖国统一而奋斗。”
孙越崎与台湾上层人士之间有着广泛深厚的联系。作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他不顾年高，仍到处奔走呼吁开展两岸交往，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他于1988年和1990年两次亲赴香港，通过电话与台湾老朋友张群、陈立夫等共叙旧谊，互致问候。在香港期间，孙越崎以倡导人的身份出席了“复旦大学校友世界联谊会”。他利用这次联谊会的机会，为海峡两岸穿针引线。他说：“海峡两岸的隔离隔阂，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当务之急是为了民族利益，尽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越快越好。这是我这个百岁老人最后一次对年轻一代要说的恳切话……”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不断扩大，孙越崎经常收到在台湾、香港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老部下的来信，他每信必复。他的老部下，曾先后担任过台湾经济部长的李国鼎、赵耀东、李达海等都到北京拜望过他。孙越崎不遗余力地为海峡两岸交流牵线搭桥，宣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希望在台旧属共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孙越崎百岁生日前夕，陈立夫在台湾托人送来了条幅，上书“志诚自仁，仁者必寿。越崎学长兄，陈立夫敬题，时年九十四岁”
1995年12月9日5时22分，一颗跳动了103年的心脏停止了，孙越崎与世长辞。他一生经历中的成功与坎坷、奋斗与追求，得与失、悲与欢，使我们悟彻到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和务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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