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军之裔”王雪樵纳碑入帖之书法实践
洪忠良
【内容提要】略
关键词：民国，法政学校，以帖纳碑，风格分期
近代中国，经历了旷古未有之晚清、民国初年两大变局，社会和文化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就书法领域而言，康有为在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扬碑抑帖之基调上，吸取了清代金石考据学的最新成果，续包世臣著《广艺舟双楫》，集碑学理论大成之作，举世瞩目，一时碑派书法大盛①。以王羲之、王献之为圭臬的千年帖派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也面临了“千年未有之奇变”。民国时期，尽管陕西的书画艺术群体没有北京、上海等地活跃，亦有于右任之魏体行书、宋伯鲁之帖派行书籍长时间身居社会上层而艺名远播，王世镗之章草借于右任鼎力奖掖而名满天下。而在书法道路上踽踽独行的王雪樵则独秀于陕北及塞上，堪称民国时期陕北一支笔，又由于早逝，成为民国书法史上的一位隐逸。
王雪樵(1894-1939) 名光荫,字雪樵,陕西神木人。1915年肄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曾任府谷麻地沟县丞、陕西省长公署省长李根源秘书、农商部主事等职。幼而好学,天资聪颖,蒙学之余,雅好翰墨。后期致力于书法创作,浸淫秦汉魏晋及六朝碑版近30年,行草以“二王”为根基，融会汉隶魏碑，“法古开新”，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其书艺深受于右任先生激赏。有《王雪樵墨迹选》出版行世②。
王雪樵在北京求学期间的学书氛围。王雪樵先生1913年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求学，这个学校设立缘起于晚清变法。我国自鸦片战争后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外交著著失败，国人懾于外来势力之迫颇思奋发图存，此时康有为上书奏请变法，于是兴学之议大起。1905年，法律馆奏办法律学堂，9月开学，以沈家本为管理大臣，1906年，学部就进士馆房舍，奏改法政学堂，次年正月开学，以乔树枬为监督，1909年，度支部奏设财政学堂，9月开学，章宗祥为监督。截至民国成立，教育部以三校关系密切，无须分办，乃将三校合并，改名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直辖于部，以邵章为校长。此校前后毕业生多达4000余人，都任职于衙门以及其他法政学校教职③。
北京法政专门学校首任校长邵章（1872-1953）是浙江杭州人，他的书法写得非常好，是王羲之、王献之“二王”一路的帖派。1915年，因邵章升任平政院，离开了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或就学的，还另有四位工书画的浙江人，绍兴周肇祥（1880-1954）、龙游余绍宋（1882-1949）、杭州邵裴子(1884-1968)、 温州王荣年（1889-1951）、和清宗室的溥心畲（1896-1963），都是书画大家④，他们的金石书画活动、著述、墨迹，在专业史上极有分量。王雪樵求学于这所学校，耳濡目染，除了学习法政知识以外，凭借自小打下的书法基础，后来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法政思想与深厚文化修养的书法大家，绝不是一个巧合。京师大学堂的讲席林琴南（1852-1924，福建闽县人）是裴廷藩（1879-1926）的老师，裴廷藩引介同乡王雪樵和林琴南相识⑤。林琴南以“桐城派”自居，他既是西洋文学的启蒙大师，又是传统古文的卫道士，他有几位气味相投的朋友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书，王雪樵“虚心向书法前辈林琴南等求教”⑥、接受林琴南的观点，应该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在民国初期书画家群体中，崇尚法古的金城（1878-1926，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英国习法律，为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林琴南地位是极高的，他们卖书画的价格都是遥遥领先于同侪的⑦。
以上有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与学背景的书画家，多是钻研金石、工花鸟或山水画、宗尚传承千年帖派书法的。清末，碑派书法受康有为鼓吹而大盛，不少报刊题名多是碑派风格。但帖派与碑派在各阶层人士还是各有所好，各擅其用。陕西三原于右任以碑纳帖、以碑入草，将魏碑的笔法、结字融入行（草）书，创造了魏体行书，标准草书，提供了一种新的书法审美范式。
王雪樵书法是以帖纳碑，纳碑入帖。近人祝嘉认为：“欲学好王羲之书法，最好是兼学周秦的篆书、汉代的隶书,这是羲之书的来源。不谈太远，不学篆隶,则六朝的楷书,必多下功夫,以为基础。⑧”包世臣《艺舟双楫》于《自跋真草录右军廿六帖》中也说:“余得南唐《画赞》、《枣板阁本》（指“二王”法帖）,苦习十年，不得真解,乃求《琅琊台》(秦篆),《郙阁颂》、《乙瑛》、《孔羡》(三国魏隶)、《般若经》(《泰山经石峪摩崖》宗其书体神韵),《瘗鹤铭》《爨龙颜》《张猛龙》诸碑,始悟其法。⑨”认为学“二王”行草书，要从六朝碑中，选择距王羲之写《兰亭序》二百年以内的碑碣书法为基础，再进而学王羲之各帖,书法才有根基。
从大量王雪樵遗墨看，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求学时期，受周围教师等的书画观念影响，后来辗转多个任上，肯定接触过多种书学观念。王雪樵的自号“右军之裔”，早期崇尚帖派，习“二王”帖学，后涉略汉魏六朝碑碣书法强其骨势，以求神奇变化，最后融入自家之行草书面目。从王雪樵的30余年书法实践中，依稀可以看上述学书途径。
早期款容庄三兄大人《临兰亭序册页》纯用圆笔轻提；款民国辛酉（1921）暮春三月题《三阳开泰砖文》《竹林七贤砖文》，是用王献之、颜真卿圆笔外拓一路的字法笔法；民国十年榴月（1921）行楷《飞云洞》题额、《重修北关飞云洞大仙楼碑记》是典型二王系风格；殿卿款小草节录《圣教序》起首 “盖”字，是王羲之的写法，接下去全以《怀素小草千字文》笔法、字法、章法写就；款凌云仁兄民国甲子（1924）行草书《镇日寻春不见春四条屏》还是帖派风格；民国乙丑年（1925）款莪丛仁兄行草《朱伯庐治家格言四条屏》用了怀素小草千字文的书写法，疏朗凝练，饶有书卷之气。
款民国十七年（1928）行楷摩崖《孙岳碑志》（王雪樵代笔）⑤纯用北魏《石门铭》结字与笔法；民国十八年（1929）《积乃楚珍》题匾在行书中略参方笔，同年隶书集郑固碑《辞华字意五言联》、同年秋《世态道原五言联》则是融合了隶书、魏碑面目带行草笔意的创新之作；民国十九年（1930）《临汉隶曹景完碑》，仲英上款的临《泰山经石峪摩崖》、《临汉隶衡方碑》、《临汉隶史晨碑》和荫芝仁兄款《临礼器碑》、寿亭仁兄款《临乙瑛碑》等几件隶书临摹作品与多件隶书对联应为此其间所写；隶书《定臣先生之墓志铭》、《重修古佛洞碑记》则是此期以《汉礼器碑》笔法写成的大件作品；民国廿年（1931）殿卿上款篆书《亭台溪山篆书七言联》用了同期临写唐悬针篆《峿台铭》方劲挺拔的的字法笔法。同年春天，镂刻《袁君伯玉所赠砚铭》纯用汉《石门颂摩崖》字法、笔法，前面提到的行楷《孙岳碑志》纯用北魏《石门铭摩崖》结字与笔法，此两件分别以拟汉、魏笔意创作的碑志，古意盎然，水平极高，可见王雪樵学古之勤、运用能力之强。王雪樵存世书法中有大量书写张问陶诗文的作品，张问陶诗作天才横溢，书法宗帖派，用笔劲健老辣，纵横郁勃，骨气深厚。可以看出王雪樵对张船山诗文意境的共情及对其书法的仰慕。
王雪樵擅写篆、隶、楷、行、草多种书体，从王雪樵存世作品来看，尤以生命后期融合汉隶与魏碑风格的行楷和行草书最具个人风格。楷书《重修圣母元君庙碑记》石刻融隶入魏，结体宽博、风神潇洒，一派隋前碑志风范。民国廿四年（1935）楷书长卷《岳阳楼记》已经融通魏隶，民国乙亥（1935）冬紫垣吾哥款行草书《录渔阳老人诗》等多件、民国丙子冬（1936）行书中堂《写遍兰枝与竹枝》、民国丁丑(1937)子虞仁兄款行草书王维诗《酌酒与君君自宽四屏》则是王雪樵去世前二三年所作。还有一些没有年款类似风格的作品：鹏九老哥款行书康有为诗《异态新姿杂笔端》、紫垣吾哥款行草书《自作文》四屏、行书张问陶诗《忍寒新典鹔鹴裘》等，此类作品，通篇行草书基调，线质浑厚，或参魏碑方笔，或方圆兼施，深谙汉隶体势，结字雄强而朴茂，有圆浑凝重之气，笔势飞动，极具变化而富含感情色彩，具二王帖学韵味，实为王雪樵以帖纳碑，笔法融合之精品，自开面目之杰作，当为王雪樵晚年之精品。
从现存署年款的遗墨，我们可以大致对王雪樵书法做一个风格分期。20至30岁，也就是进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政府任职至归隐神木之前，此期间，行楷、行书纯用传统“二王”一系的帖派结字与笔法，为宗帖派书法时期；31至40岁，出任神木大学堂堂长（小学校长）、外出任职至赋闲居家时期，期望溯源而上，大量学习碑派经典名帖，涉魏碑、习汉隶、写篆书，丰富与突破自家面目，是糅合隶、魏之沉潜时期；40至46岁突然离世，为以帖纳碑探索趋于大成之期。此时，王雪樵的行书，已经融合了魏碑、隶书笔意，并能将秦汉经典碑刻的雄强古朴之神韵运用到行草的创作书写当中，姿态多样却又能一以贯之，形成了厚重、含蓄、朴拙、开张的书法风格，自成一家之面目。他阶段取法各有侧重，面目也是多样，不是人云亦云，走捷径取法近人，而是“采铜于山”，“取法乎上”，铸自家神器，这是王雪樵先生短暂一生学习书法的智慧，可惜天不假年！
从王雪樵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王雪樵先生书法中深厚的传统功夫和不断追求自己面目的过程。王雪樵先生的遗墨，是陕西民国时期书法艺术的瑰宝。
人生机遇与生理寿命的不同，陕西于右任、王雪樵这个双子星座的故事，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动荡的一个缩影，值得我们深思。
王雪樵及后一百年的文脉绵延。上世纪90年代出版《陕西省志·文化艺术志》、神木市政协编《神木文史资料》以及有关王雪樵的书法等出版物，对于王雪樵的史料、遗迹、经历均有较为详实的记载，对于王雪樵先生的手泽，收集整理出版也较为系统全面，1989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王雪樵墨迹选》，201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历代经典碑帖近现代部分王雪樵卷》，历史没有遗忘王雪樵！神木是一方沃土，历史人文积淀深厚。正是有一个个王雪樵这样的人物，承上启下，才使文脉绵延不断。王雪樵一个文人家庭的四代接力，能体现出神木市的百年社会变迁，是中国现代法政世家的传承个案，家族的文化传承与自信，正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强大根基。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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