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绍兴人

                                                           洪忠良

    1919年5月4日,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在北京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当天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拥上京城街头,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举行反帝示感游行。北京政府派军警镇压.当场逮捕了30多名学生。北京学生因此实行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五四运动从北京学生界首先发起，后迅速及全国。

    在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绍兴籍人士冲锋在前,是继辛亥革命之后，绍兴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又一壮举。蔡元培、罗家伦、孙越崎、周恩来、邵力子、朱仲华、俞秀松、宣中华、梁柏台、何赤华、董秋芳、李士豪、孙伏园、邵力子、朱仲华、杜亚泉、胡愈之等绍兴籍先辈参与了这场斗争,并领导了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的学生运动,鲁迅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作为一个地域性的群体,绍兴人再一次集体亮相,参与历史,而且几乎是主导甚至左右了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很少见。

    蔡元培先生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与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的关系。他于1916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人各发挥所长，对北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在他主持下的北大,各种学派都可以开课，各种思潮都可以自由宣传,自由辩论。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社团、刊物像雨后春笋般产生。最有名的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鲁迅为编委)和傅斯年、罗家伦主编的《新潮》(孙伏园、周作人参与编辑)等刊物。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的发表，奠定了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地位。

    五四运动那天散发的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即出自绍兴籍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之手,他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罗家伦(1897-1969)，1917年考入北大文科，1918年夏,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与傅斯年等筹组“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首日,北京13所学校3000多人举行游行,罗家伦义无反顾,一直走在队伍前列,并被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之一,到美,英、法、意等国使馆递送说帖和意见书,希望各国给予“同情之援助"。学生上街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也是当天游行队伍中唯一一份白话文宣言,是罗家伦以最快的速度写出的。文中严正指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而不可以低头!”其中的“外争主权,肉惩国贼”八个字,成为后来各种历史镜头里,喊声最响的口号,也是对这次运动最为精辟,最有高度的概括。5月26日,罗家伦又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首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永久地定格为五四运动。

    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很快传到天津。天津市的大中学校学生群情激愤,立即起来声援。孙越崎(1893-1995),时任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和谌志笃、马骏等四人代表天津学生界讨论决定，　成立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即天津学生联合会）。随即致电北洋政府，提出拒签合约、废止“二十一条”，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六项要求。从5月23日起，在天津学生联合会领导下，北洋大学、直隶法政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南开学校等15所大中学校的1万多名学生举行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行动。天津各女校也组成了女界爱国同志会,当时16岁的邓颖超被选为评议委员。她激昂的演讲,常使听众热泪盈眶,深受感动。时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直接与直隶省省长曹锐(曹锟之四弟)作针锋相对的交涉,强烈要求启封被查封的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此前被捕的24名代表，和南开学校的师友们一起参加游行、演讲、发传单。天津学生的罢课斗争持续了三个多月。

    在上海的邵力子(1882-1967)和朱仲华(1897-1988),直接指挥了上海的五四运动。5月6日早晨,时任《民国日报》总编的邵力子拿着刊登五四运动消息的报纸来到复旦大学,找到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朱仲华,紧总集合学校学生到大礼堂开会,并在集会上作慷慨激昂的演讲。要求上海学生团结起来,强力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在黄炎培等的有力支持下,在沪的44所大中学校随即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时年23岁的朱仲华被推为总会计兼总干事。朱仲华作为学联代表,受到了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的接见和鼓励。他们带领学生示威游行，公开举行爱国救亡反帝游行，大大伸张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全国人民心中的爱国烈火被引。在杭州,也由此激荡了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俞秀松(1899-1939) 17岁年轻的灵魂,让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学校里,俞秀松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从此埋下振兴民族的火种。“同学们!巴黎和谈失败,北洋军阎类国求和,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北洋军阔的领压,好多学生被捕,我们也要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5月9日晚,“一师”礼堂人声鼎沸,俞秀松拿着手中的报纸,面对众多从杭州各个学校赶来的积极分子,发表了激情演讲。5月12日这天,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约 3000名学生从四面八方火速汇集至湖滨公园,举行声援北京上海学生爱国反帝运动的大会，庄严宣告杭州学生联合教国会正式成立。会后,俞秀松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和学生们手执旗帜,高喊着“还我山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打倒卖国贼”等口号,举行了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示威游行。

    五四运动很快波及绍兴。5月8日,绍兴《越州公报》、《越铎日报》头版报道了这一运动。省立绍兴五中、五师、女师、越材等校和各界人士1700 余人于5月9日联合举行“五九”国耻纪念大游行。下午,绍兴爱国学生何景晖(即何赤华)、曾寿昌、董秋芳等发起在布业会馆觉民舞台举行国耻纪念大会,散发传单,登台演讲,并高唱《国耻纪念歌》群情激昂。随后成立“国耻图雪会”“抵制日货会”“日货检查队”等组织,发动学生和工人用罢课、罢工、焚烧日货、贩卖国货等形式进行声势浩大的反日救国雪耻活动，一直坚持到了年底。

回顾我们绍兴籍的先辈经历过的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行程，不能不令人兴起无限的感慨。重温往昔的历史，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

     原文载《绍兴红色文化根脉》中国文史出版社20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