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坛班头陈半丁
——新中国国家画院体制的提案人(缩略版)
洪忠良
20世纪初，浙江精英群体活跃在中国思想文化舞台前沿，推动着社会前进，在文艺界，陈半丁是其中之一。陈半丁的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篆刻，合符中华传统文化中和之正脉，“高古胜人。”他继承、发展、弘扬中华国粹的责任与担当，是载入共和国史册的。回顾陈半丁学艺为艺的历程，对当下文艺走向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有所启示。
蒲作英题陈半丁画
一，从海派到京派，笔下融汇南北。
陈半丁（1876-1970），名年，字静山，中国近现代著名国画家，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出生于柯桥镇西泽村（今属柯岩街道）一中医世家。少时“嗜书画入骨”。19岁随表叔吴隐（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之一）一起来到上海，在上海严信厚家小长芦馆当刻章、拓碑帮手。陈半丁《手书自传》云：“十九岁去上海，得蒲作英先生之助介往同里任伯年先生指示，不久又遇吴昌硕先生之同情，旦夕得同室深研有十年之久，获益匪浅。”自编《年表》中说：当年回上海改业。吴昌硕时常带往任伯年处补习禽鸟、人物，颇得任氏喜爱，惜不及一载任氏故去。可见，陈半丁得海派钜子蒲作英、任伯年与吴昌硕等亲炙，造就了早期的陈半丁。吴昌硕家里每年春节祭祖所用中堂供奉之先考妣像，款“丙午三月半丁陈年敬绘”。1904年西泠印社创建，陈半丁即为早期会员。陈巨来谓陈半丁“初为杭州西泠印社主人吴石潜之学徒，后以石潜之介拜缶翁为师，绘画刻印，无不神似……余见其绘画中，自刻诸印，无一不佳，甚至有超过乃师吴昌硕者……”。海上十年的从艺与交游，为他后来在京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906年，陈半丁在上海宁波会馆作画偶遇崇尚北宋北宗一路的“北平广大教主”金城，绘画才能受金城激赏，在金城的极力邀请之下，陈半丁北上，经金城推荐入肃王府，得肃王（善耆）、贡王（贡桑诺尔布）赏识与厚待，并开始鬻画生涯。在京城，陈半丁还加入了北京金石社团冰社、由时任司法部参事的浙江人余绍宋发起的美术社团宣南画社、金城、周肇祥为首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等，陈半丁都是社团中的骨干。当时北京在金石书画收藏上的丰富，非清末战乱后的江浙可比，且书画风格也与上海地区不同。黄宾虹在京城审画11年，完成了“黑宾虹”的转变与理论的成熟。1917年，蔡元培介绍陈半丁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受馆长章士钊点拨，后又在北京美术学校任教授，学界、学识为之长进，对古法孜孜以求，其绘画风格实现了融汇南北的转变，陈半丁的艺术己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陈半丁山水
京城画坛倡导“师法宋元”，齐白石学八大等明清画家面貌，齐白石1919年定居北京，苦于生计，自叹“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面临“一切画会无由加入”（齐的一枚印章印文）的寂寞与无奈之时，由于得到北京画坛领袖金城和恩师吴昌硕、绍兴同乡远亲蔡元培的提携，陈半丁早已在京城站稳了脚跟，成为国立北京美术学校的中国画教授，相与交往者均是北京名流，活跃于各界。
齐白石结识陈半丁是在1917年（丁巳）避乡乱窜京华时。齐白石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陈半丁是1920年《庚申日记并杂作》的九月二十一日，当时陈半丁拿着一个手卷请齐白石题跋，因为是题跋，难免有恭维，但仍可以看出他对陈半丁的认识：青亭款款未凉秋，点水穿花汝自由。落足细看飞上去，鸡冠不比玉搔头。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求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余想来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惜我不能知也。
 齐白石《壬戌日记》中的陈半丁
1922年齐白石《壬戌日记》记曰：陈半丁，山阴人。前四五年相识人也。余为题手卷云：半丁居燕京八年，缶老、师曾外，知者无多人，盖画格高耳。余知其名，闻于师曾。一日于书画助振(赈)会得观其画，喜之。少顷见其人，则如旧识。是夜余往谈，甚洽。出康对山山水与观。且自言阅前朝诸巨家之山水，以恒河沙数之笔墨，仅得匠家板刻而已。后之好事者论王石谷笔下有金刚杵，殊可笑倒吾侪。此卷不同若辈，固购藏之，老萍可为题记否。余以为半丁知音，遂书于卷末。
从题记可以看出，齐白石和陈半丁结缘是由于陈师曾，第一次相见便有知音之感。两人进一步相知于书画助赈会，齐白石认为陈半丁“画格高”，交往甚洽，陈半丁拿自己的收藏请齐白石观赏，并请其题跋。据2004年王振德在“陈半丁与二十世纪北京画坛”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记载， 60年代他听陈半丁先生说过，齐白石刚来北京时，绘画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画卖不好。陈半丁劝他学学缶老海派画法，篆刻不要学“急就章”。
《20世纪北京绘画史》指出，其实北京中国画领域的重要画家大多来自南方，其中陈师曾、陈半丁都直接受教于后海派领袖吴昌硕，齐白石也十分服膺吴昌硕的艺术。陈半丁等先后进京，以南润北、南风北渐，丰富了尚古的京派绘画。
陈半丁人物
二，在国画与西画间，坚守国粹传统。
1917年，《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康有为提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康有为认为我国南宋画院之画“极精工”，比起其他国家画法“实为绝出”，在世界上可居领先地位。后来意大利崛起，“画学、雕刻二者，皆以意大利为最精美”。由于文徵明、董其昌为代表的文人画摒弃“画院之法”，中国画之所以衰落，而几乎与此同时，意大利拉斐尔等画坛大师崛起，此消彼长，中国艺术遂致落后。康氏呼吁，倡导匠人“专精体物”的形似，排斥文人的“神似”“写意”和“士气”，所谓“墨井寡传，郎世宁乃出西法，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讲之，当以郎世宁为太祖。”政府应派学生至意大利各地画院学习，以“更新全国”。1918年陈独秀在第6卷第1号《新青年》上高呼“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 1919年10月蔡元培等《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说》指出：“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写实之佳，描写石膏像及田野风景。”文化界人士也多多倾向于利用西方美术来改造国画的观点。1920年，以金城和陈师曾为代表，主张国画的改良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提出“精研古法，博采新知”，捍卫传统国粹，集聚陈汉弟、胡佩衡、溥儒、溥雪斋、张大千、黄宾虹、萧俊贤等，进行传统中国画教学活动。其以学古为宗旨，有别海派开放兼容与岭南画派的激进。
陈半丁书法
面对当时画坛中批判传统国画的呼声，陈半丁等团结京派画家，并与之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不同于对明清以来文人画的全盘否定，陈半丁的好友、曾留学日本陈师曾提出的中国画“进步论”，他在1921年撰写了《文人画的价值》, 反对盲目崇尚西方的论调，试图重新探寻中国画的审美价值与时代意义，重新认识中国画。在北京画坛引起了震动，而且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维护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地位。陈半丁与弟子王雪涛更希望通过吸取明清院体、小写意花鸟画中的养分，来改良当时饱受争论的文人画。
1928年京师大学校（美术专门部）更名为国立北平大学（美术专门部），10月，徐悲鸿任院长，推行改良中国画运动，即以西方写实来改造中国画写意的做法，受到了师生的抵制。道不同不相为谋，民国画家颇具传统文人的风骨，国画系主任萧俊贤愤然而辞；《陈半丁档案·参加革命前的社会简历》中也显示:“1928年艺专辞教。”到了抗战期间，王雪涛辞职；1947年中李智超（萧谦中的弟子），秦仲文、陈缘督（金城门徒）三教授罢教和1948年黄宾虹的南迁等，北平艺专国画系元气大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人对西方文化有所有反思。从1920年至1936年，组建的传统书画社达40余家，最著名的就有中国画学研究会。
 陈半丁花卉
三，由画家到班头，提案设立新中国国家画院。
鉴于陈半丁花鸟画风的日趋成熟及在研究会中的地位，陈师曾、金城去世后，1927年，他被推选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主要会务都由他主持，几乎成为北平画坛的盟主，继续倡导“精研古法，博采新知”，发展京派绘画。陈半丁在北京画坛的地位已经非常之高，跻身京派绘画的领袖人物。（中国画学研究会获大总统徐世昌支持，部分开办经费由日本退还庚子赔款支出。）
1937年，北平沦陷以后，陈半丁坚持自己的爱国之心，拒日伪政府聘请，刻印“强其骨”“不使孽钱” 印激励自己，并辞去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副会长的职位。以卖画、刻印为生。1946年，71岁的陈半丁刻“山阴半叟”印，款曰：一国用命，不重人才，但溃区域，天下安能不乱！丙戊夏，半丁忧闷记之。
陈半丁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陈半丁档案》记载，在1949年，“与邓宝珊、马占山差不多每晚在马家为解决和平问题，热诚参加活动。至今与傅作义三人信诚如故。”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中国画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中央美院刚建院时，就没有设立中国画系，而改为“勾勒课”，1954年，恢复国画系，但名字叫“彩墨画系”引起争论，由此可知当年中国画的地位降到何处。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又直接伤害了国画家切身利益，美术学校停止了他们的教学，社会上取消了艺术市场，国画家的不满已经不仅仅是艺术观点而是生存空间受到影响，于是国画家以各种途径向党中央告状。“水天中先生说，大约在1956年，有一次毛泽东到杭州去，浙江省领导反映说，现在国画家都不能画画了，牢骚很多。对此，毛泽东说，国民党都不反对中国画，共产党怎么能反对中国画，是什么人反对，要追查（1957年江丰被美术界定为“右派”，贬低中国画是他的罪状之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为了团结老艺术家，研究和发展传统绘画，陈半丁带领中国画研究会的同仁展开自救互救，通过与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的关系，把这个问题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在上层的关心下，为解决老派画家生计的问题，后经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倡议，着手筹建中国绘画研究机构。1953年5月，中央美术学院筹建中国绘画研究机构。一年后，更名为民族美术研究所，黄宾虹为所长。
毛泽东主席与陈半丁
毛泽东主席说过“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
1956年1月10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增补陈半丁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在当年的政协会议上说:本做的事情，直到今天焦头烂额，一点没有起色。不客气地说，现在才下手，已嫌迟了些。1956年2月，81岁的陈半丁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交第0079号《批请专设研究中国画机关案》提案，力陈中国画发展之艰难处境，并提出建议：
“未知政府对于中国画，是否也可以和中医中药一样，设立专门的研究机关。并于综合大学、各级师范设立中国画系，分门研究。并多方设法汇集以往优良作品，做深入专门讨论。培养中年、青年画家，予以机会和策励。以扭转轻视国画的成见，打开中国画的出路，发展中国画的前途，走向艺术新建设之路，来配合文化高潮的到来。”
陈半丁试图为传统中国画寻得一片栖息地，以延续千年丹青的些许文脉。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6年6月1日，由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通过了文化部关于在北京与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的方案。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57年5月14日，恰恰在陈半丁生日这天，北京中国画院在文化部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亲临大会讲话，对画院的性质、职能、任务和未来的发展做了详尽的阐述。首都各界人士300余人出席了成立大会。有一个插曲：中国画院的名称原拟叫国画院，但周恩来总理提出异议，认为国画之称对于仅限于中国传统画的画院是不准确的，国家之画也有油画、水彩画、素描等画种，还是建议叫中国画院，即中国画的画院。叶恭绰被任命为院长（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常委），陈半丁（同时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会长等职）、于非闇、徐燕荪为副院长，齐白石为名誉院长。启功被叶恭绰指名做他的秘书。随后在上海、江苏、广州及全国各地先后都建立了画院，那些被排斥在美术院校之外的众多优秀画家有所归依，国画创作的局面得以完全打开，这在新中国美术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新中国建立中国画院体制，意味着中国画创作与教学不同于西式美术教育体制，具有中华民族传统自身特殊性，这是在西式美术教育体制与学院创作机制下，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艺术优良传统，保护民族优秀传统绘画的一种文化国策，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进程中具有前瞻性和深远的意义。此举陈半丁居功至伟。
李济深序《陈半丁画册》
四，余香送尽人在，铭就此身之荣幸。
1956年 10月17日， 81岁的陈半丁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随后出版由李济深作序的《陈半丁画册》。
刻《莫负此生》朱文印，款曰：“真心待人，于心便无愧矣。如专作一味叨好，不但失真，尤可耻也。丙申半丁老人年。今天是吉月吉日，得蒙毛主席赐宴在一席，此身之荣幸足矣。”
陈半丁篆刻“莫负此生”
陈半丁一生跨越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改天换地的时期，其整个书画生涯也是以这三个时期划分。他一生的艺术成就，是吃百家饭的集成式创作，在传承与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而成的。作为国画家群体的代表人物，并非仅仅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不闻天下事，而是关心自己所在群体的存亡，着眼于民族文化的未来，对于我国书画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的责任与担当。有鉴于我们对陈半丁的人生经历和艺术风格的演变、对他和时代的特殊关系还没有展开深入研究，从中国画、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角度来说，“艺苑班头、画坛师首”陈半丁，在共和国美术史上应有其更重要的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