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革老一辈传》

辛亥老人陶冶公

洪忠良

陶冶公（１８８６～１９６２），原名延林，后改名铸，字冶公，号成之、望潮、洁霜，以字行，绍兴县陶堰人。辛亥老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浙江省和绍兴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选为绍兴市人民代表和人民委员会委员，曾任绍兴市政协常委、浙江省政协委员、民革浙江省委委员、民革绍兴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二渡东瀛 志在革命

陶冶公出生于福建厦门，他兼祧两房，生父翼臣先生长期在外就幕，中年逝世。嗣父仲彝先生系前清举人，历任江苏江宁、铜山等县知县。当时正值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国难重重，国势贫弱，各地多有提倡教育救国者，福建也办起了一所“蒙学新舍”，陶冶公应考入学。同学之中有一位即是后来随同徐锡麟举行安庆起义的同乡陈伯平，两人意气相投，相处融洽。1904年，陶冶公自闽返浙，先入堂伯父陶浚宣创办的绍兴东湖通艺学堂，后又考入杭州求是学院。这时，徐锡麟与陈伯平正准备去日本学习陆军，陶冶公与徐锡麟在杭州相晤，陶亦萌发东渡留学之志。在其嗣父及堂伯父陶浚宣的资助下，陶冶公离别故乡东渡日本。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陶冶公东渡日本，入经纬学堂等校学习，在日本晋见孙中山。先由其族侄陶成章介绍加人光复会，继又由章太炎、宋教仁两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评议部部长。三十三年（1907），应章太炎之邀，任《民报》发行工作。他在经纬学堂毕业之后，于宣统元年（１９０９），考入了长崎医学专门学校药科。在医专读了两年，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陶冶公奉同盟会之命立即回国，在上海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

不久，陈英士出任沪军都督，成立沪军先锋队，陶冶公被任命为第五队指挥官，随即会同浙军参加光复南京之役。短短几月之内，他以一名在校的大学生返回祖国，投笔从戎，在沪宁两地躬与其役，立有战功，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民国成立后，1912年8月，陶冶公重返日本长崎医专继续攻读，直至第二年七月毕业。学成之后，回国来到北京，后在沪办报，从事革命宣传。被吸收为南社社员。旋应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之邀，被聘为该校教授。因陶冶公志在军旅，不久即弃文从武，进讲武堂，任北洋政府陆军部中校部员，递升至少将，主持军训工作。在京期间与同乡鲁迅往来甚多。

参加北伐  关注国难 

民国１５年（1926）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陶冶公深受鼓舞，立即南下，投入国民革命军。先至徐州总司令部陈仪部下任咨议，后又去军事委员会训练部任职。北伐军攻占武昌后，邓演达任命陶冶公为汉口市卫生局长。

不久他去职从事军务，出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训练部少将主任。在北伐过程中，徐州战事一度失利，军阀孙传芳部偷渡长江，妄图卷土重来。在紧急关头，陶冶公在李烈钧的领导下，主动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所部，一同投入了著名的“龙潭战役”，一举歼灭了孙传芳主力，使南京转危为安。

当北伐军攻占济南时，发生日本军人枪杀我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的“五三惨案”，全国激愤，汉口组织成立了对日外交后援会，陶冶公被推为该会主席。他发出号召动员民众抵制日货，各地热烈响应。为此他曾遭到当年日本报纸的指名攻击。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先生鉴于国难深重，提议召开“国难会议”。这次会议于1932年1月在洛阳召开，罗致全国贤豪共商国是，对于团结一致共御外侮起了一定作用。陶冶公也应邀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他慷慨陈辞，发表自己爱国抗日的主张。1933年，陶冶公由覃振等人推荐，被任命为司法院所属的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从此，他长期在南京、重庆两地担任国民政府的文职要员。

刚正清廉 迎接解放

陶冶公一生任过许多文武官职，为人刚直，作风清廉，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具有很高的人望。从1933年8月起，他担任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主席委员之职长达16年之久。这是一个相当于部级的中央机关，其职责是掌管全国“荐任”以上公务员以及中央机关“委任”以上公务员的惩戒事宜，每一案件都要经过调查、申辩，直至最后作出议决处分书。处在国民党政府吏治黑暗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振肃风纪，陶冶公能秉公执法，认真查处，坚拒说情行贿。他的清廉和刚正赢得一片赞誉，受到同事和下属的尊敬和支持。

解放战争时期，他从中国共产党的节节胜利中，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百万雄师下江南的转折关头，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宣传和说服下，陶冶公不顾国民党政府的胁迫，毅然决然坚拒去台，留在南京迎接解放。南京解放前夕，拒绝率部属南迁广州，在其影响下，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机关人员坚守岗位，档案保存较齐全，受到南京市军管会好评。

以寺为家  究心佛乘

陶冶公先生三十几岁时即信奉佛教。1919年夏天，正在北京任职的陶冶公因患化脓性肋膜炎住人北京什刹海广化寺疗养。经同事王虚亭的劝说，他开始阅读佛经，领悟佛法中“无我、平等、慈悲、普渡众生”等教义，认为佛法广大圆融，从此虔诚笃信，长斋奉佛，几十年如一日，虽在战火离乱之际亦未中辍。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因战事失利而辗转内迁，千里流亡到重庆。他眼看内忧外患之深重，目睹国民党军政机关的腐败无能，心灰意懒，不免产生消极思想，他想在佛法中求得清静与解脱，后来，索性以寺院为家。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自南京迁至重庆后，办公地点在北碚高台丘，陶冶公住进附近的缙云山缙云寺，公余之暇，究心佛乘。抗战胜利后，机关迁回南京，他则长住南京毗卢寺。解放后，他从南京返回故乡绍兴，长住大池弄长寿寺内，直至病故。陶冶公以寺院为家，先后长达三十余年。

由于陶冶公为人诚笃和德高望重，他的佛缘甚广，结交了佛教界的许多著名人士。先后皈依北京红罗山退隐方丈宝一和尚、苏州灵岩山印光法师、宁波天童寺圆瑛法师、南京毗卢寺瑞僧法师、扬州高曼寺来果和尚、广东南华寺虚云和尚以及蒙古宝喇嘛、辛喇嘛和西藏安钦活佛、班禅大师等众多大德高僧，均被收为弟子，被认为是一种难得的奇缘和殊荣。他与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大师以及吕秋一、陈铭枢等大居士亦过从甚密，他自己最后也成了一名大居士，虽不为僧，以居士终其生。几十年中，陶冶公收藏了不少佛学经典书籍和佛像，这些珍贵的文物，遵其遗愿，后来都捐赠给有关部门。

晚居故乡  热心民革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陶冶公以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主席委员兼代行政之职权，毅然率部迎接解放，这一义举得到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好评，军管会的领导挽留他留在南京参加工作，但他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决意暂行返乡。临别时他对机关的同事们讲了这样一席话：“行政机构不属于军事范围，将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定还要正式接收。你们好生保管，一面赶造表册，准备移交。”

当年夏天，陶冶公随带十余大箱书籍，还有两位跟随他三四十年无依无靠的男女工友宝元和杨妈，一行三人回到故乡绍兴，住进大池弄长寿寺内。一生清廉，身无积蓄的陶冶公回到绍兴后，生活发生困难，幸而得到友人陈铭枢、朱仲华、金汤侯、周星白、张爱白等人的资助，才得以维持生计。不久，南京市军管会将有关情况告知绍兴市军管会，民革中央的李济深、陈铭枢，还有中共党员夏衍等分别发信给予关怀，中共绍兴市委统战部将陶冶公列为重要的统战对象。1950年，他被特邀为浙江省暨绍兴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后被选为绍兴市人民代表和人民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绍兴市政协常委和省政协委员，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在生活待遇上，最初由统战部月送20元，后改由省文史馆月支50元，最后改由省政协按月汇寄生活补助费90元。1953年，陶冶公加入民革，先后担任民革绍兴市支部委员、市筹委会委员、民革绍兴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革浙江省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等职。在这段时期内，陶冶公虽年逾花甲，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每次会议从不缺席迟到，能认真听取领导和同志们的发言，并畅抒己见，他因年老体衰，每次开会的三轮车资都由自己支付。在绍兴民革组织内，陶冶公是阅历和威望最高的一位成员，担任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任。他认为民革的社联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教育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旧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人士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不少解放后足不出户的老先生如马可兴、王鼐卿、宋崇厚、孙颂卿等，纷纷走出家门参加政治学习，使许多老年人士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

1957年，陶冶公如实地反映了粮食统购统销时部分农民吃不饱以及土改、镇反中个别地方有过“左”现象，由于这些言论，他被划为大“右派”，被撤销一切职务，只保留了市政协委员和民革党籍，生活待遇也由90元减至50元。此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他在家思“过”，不再出门。

陶冶公从南京返回故乡时，唯一的随身物件是十几大箱书，有人曾劝他出售变钱，贴补家用，他均婉拒。他深知这些书刊和文物具有学术和研究价值，为此他亲笔上书市政协，表示要全部捐献的意愿。为了使捐献的书刊保持完整，他节衣缩 食，每月支付30元报酬，专门请了一位老先生替他装订整理，几个月功夫才全部完成。１９６２年２月４日陶冶公病卒。病故后，遵其遗嘱，移风易俗，丧事从简，遗体送往杭州火化，十余大箱共一万余件古籍、书刊、手稿、文物其中包括蔡元培、鲁迅等名人手迹以及古书、字画、佛经、佛像等全部由鲁迅纪念馆、绍兴市文管会、绍兴图书馆分别接收。

1981年，民革绍兴市委员会与有关部门共同举行追悼会与平反昭雪大会，彻底平反，为陶冶公恢复名誉。

陶冶公先生具有很深的国学根基，工诗能文，曾参加“南社”为社员。几十年中，他所撰写的诗文是不少的，可惜流传不多，更未有文集遗世，真乃一大憾事。现抄录1942年鲁迅逝世六周年之际，陶冶公寓居重庆缙云山时所写的两首悼念鲁迅的诗：

七绝《和季茀哭鲁迅墓原韵》

当年狮吼震痴聋，

独注离骚纵笔锋。

太息人亡邦亦瘁，

神州风雨晦鸣钟。

七律《壬午夏日病中追悼鲁迅》

凛然大义激群偷，

江户论交志革新。

气节精诚千载式，

畸零心史百年遵。

斯人虽殁情犹在，

此日扶危苦更频。

愁对越王台畔月，

山川暗淡久无春。